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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是杜长宏的上线,那是杜长宏人生中最晦暗的3个月。2008年9月的一天，52岁的杜长宏第一次远离家门，目的地是广西桂林兴安县。在兴安，一项被称为“国家行为”的“资本运作”模式吸引着他，他最初的想法就是淘金。当先到达的杜龙龙将父亲杜长宏介绍给围坐在一起吃喝的同行们时，杜长宏耳朵里听到的几乎全是家乡的口音，他很快就融入这个圈子，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免费统一吃住，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6点准时去听课。组织者把这项活动称为开“例会”。在例会上，不断有成为“国家股东”的老乡介绍经验，杜长宏被灌输：广西北部湾开发资金不足，中央支持，以政府为背景的民间秘密资本运作项目投资情况，并鼓吹参与者要报效国家。

　　如此诱惑，使杜长宏很快解除了戒备心理，他主动找到儿子，开始商量“入股”。此时杜龙龙在兴安只呆了一个星期。他对父亲说，先期要“投资入股”，一股3300元，最多每人一次只能申购21股，另加500元管理费，交费后第二个月，组织上会返还投资者1.9万元。两年半后，投资者可分到1040万元的利润。

　　杜长宏迅速成为杜龙龙的下线，代价是交了6.98万元“入股”费。这对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大六号村的父子，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不断憧憬着未来。杜长宏告诉儿子：“等咱们挣了钱，一定要把村里的路好好修一修。”

　　此刻，杜龙龙的介绍人翁科正张罗着发展新人加入。他几次返回内蒙古，劝说亲友到兴安“考察”。而杜长宏在过了一个星期的舒服日子、交了“入股”费后，瞬间成了多余的人。一星期后，杜长宏被安排在一个5人的房间内，吃住要上交住宿费和伙食费，所有留下来的人被告知要遵守纪律，不能乱讲乱说，是夫妻的也不能住在一起，否则就会被开除。

　　杜长宏告诉《北方周末报》，随后的日子里，当他听说自己根本不可能见到“组织”总负责人时，他就去找儿子责问。

　　杜龙龙在父亲面前大多数时候保持沉默，事实上，这时杜龙龙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询问翁科，而翁科的上线是自己的舅舅，舅舅的上线是外甥女王华（化名）——没有一个人可以跨级见到上一级的人，有疑问，只能向自己的上线询问。

　　　　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组织安排更像传销了。但杜长宏直到8月19日接受《北方周末报》采访时，似乎依然不愿相信自己会陷入传销的陷阱。他说，一切就好像做了一个梦。

杜长宏回忆，在兴安的那些日子，他们每天的日常活动除了听课就是听课，并且被约法四章：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不准小偷小摸、不准随意外出。

　　他无意中发现，就在自己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派出所，所有警察对这些外地人的聚会都熟视无睹，由此，他得出并相信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参与的组织或活动并不违法。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已返回家乡的杜长宏极力往好处想。他说，这个组织里有项目，有合作公司，公司名叫“香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杜长宏的脑子里被灌输了一个基本的信息：“这个项目是少部分人受益的项目，是国家项目，国家现在资金短缺，需要有见识的人出来投资，有高额回报，不是所有的人想参与就能参与的。”他告诉儿子，要在兴安坚持等最后的消息。

　　曾经的富裕户，现在打短工

　　杜龙龙最终没有等到分红的那一天。3个月里，他花光了返还款，由于忍受不了组织提供的每日开水泡菜、白水煮面的苦日子，带着不解离开了兴安，回到了内蒙古。

　　此时的杜长宏也变得一贫如洗。为了去广西淘金，他和儿子变卖了家中的货车、夏利小轿车和部分奶牛，贷了部分高利贷，近14万元打了水漂。

　　对于这次投资，杜长宏的妻子李秀琴看上去比杜长宏更显得失望，她说杜长宏走的时候，村里的人就风言风语说：“杜长宏家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

　　现在，村民的传说变成了现实。

　　杜长宏家坐落在大六号村南头，已成家的杜龙龙与媳妇重操旧业，在村里经营着一家网吧。

　　记者来到杜长宏家时，他正在村里卖菜。他说，为了还债，他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然后到地里拉上菜，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卖，每月能收入2000元。

　　事实上，这个村并不贫穷，有大理石资源，聚集了很多流动人口，他们靠养车和做买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原本杜长宏也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

　　在杜长宏看来，由于想挣大钱的想法作崇，一个本来在村里很富裕的家庭，因为加入传销组织而衰败。现在杜长宏又回归到以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种着两亩菜地，5亩水浇地，闲暇时，杜长宏不得不利用自己会电工的手艺外出打短工，以贴补家用。

　　兴安就是第二个集宁

　　曹峰兴安之行的代价是老婆和他离了婚。

　　接受《北方周末报》采访时，曹峰不停地吸烟。他说，在兴安的乌兰察布籍人不止上万人，其中有离退休干部、生意人、工人、农民等形形色色的人，整个兴安就是第二个集宁。

　　“集宁区某银行原行长郭永胜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曹峰解释，郭永胜把他的战友招来参与“资本入股”，但这位行长没有让这些战友成为自己的下线，而是放在了别人的线下，声称要让这些战友早早出局。

　　这些做法让曹峰非常感动，他几次询问自己的上线树玉（化名），怎样才能尽早出局？得到的答复是，等着吧，快了。

　　树玉是王华的母亲。曹峰回忆，树玉一家人包括王华的姑姑、姨姨、舅舅以及他们的孩子是大六号村第一批远赴兴安的“资本运作”者。

　　早在2008年8月初，王华在兴安挣了钱的神话在大六号村传开，曹峰此时养着一辆大车，每天收入近600元， 但他还是没有经受住王华家族关于兴安“资本运作”能挣钱的鼓动，卖掉了大车，于2008年8月南下兴安。

　　与杜长宏的遭遇相似，曹峰在兴安随处可见乌兰察布市人，不论问谁，没有一个说所谓的“资本运作”就是传销。他说，第一天上例会，全部参会的人都说好，等交了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曹峰介绍，一般每20个人分为一个例会组，每个人轮番上场给新来的人介绍经验。

　　来兴安时，曹峰的钱只有6万元，临到“入股”的当口，乔华为曹峰垫付了1万元。

　　曹峰说，后期，他惊奇地发现，发展一个下线能拿到6000元提成，下线再往下发展下线，就可以拿到1.5万元提成。当看明白所谓“资本运作”的操作流程后，曹峰有了要回投资并打道回府的打算，但他的上线告诉他，本钱是退不了了，但为了出局就得拉人头。

　　在后期呆在兴安的日子里，王华告诉曹峰一个团队满27个人，顶尖上的这个人就可以出局了，算下来，除去返还款和人头提成，一个团队的顶尖上线人至少可以拿到100万元。

　　曹峰后来分析，这里的环境看起来很正规，其实就是一个骗局——在例会上，曾有人说兴安的投资环境最好，这个地方能听见火警，但看不见治安警，原因是这里治安状况非常好，为招商引资创造了条件。

　　在大多数人交了首期“入股”费后，留下还是回去可自行选择，来去自由。在曹峰看来，上当都是自愿的，没有人逼迫。甚至你要回家时，传销组织里的人还给你买车票。

　　现在曹峰的妻子原谅了他，不过没有复婚，而是暂时住在一起。

　　曹峰说，妻子可怜两个孩子，好在集宁有一套住房，自己抵押贷了20万元，在村里承包了100亩地，种土豆。他期盼着今年能有个好收成。

　　一个1040万元的硕大招牌

　　许翠玲同样来自大六号村，介绍许翠玲远到兴安的是树玉。

　　许翠玲对《北方周末报》说，刚到兴安时，所有人都显得很热情，有人甚至还给她买来了拖鞋；“入股”时，乔华给许翠玲垫付了两万元。这让只带了5万元的许翠玲着实感动。许翠玲本来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大理石加工厂，使她放弃经营工厂的想法只有一个：不用太多辛苦，就可以挣到很多钱。

　　随后，许翠玲让弟弟帮忙打理兴安的事，不料，弟弟一到兴安便迅速被当地的“资本运作”所吸引，他打电话告诉许翠玲，自己也要入股。为了获取提成，成为最终的出局人，许翠玲再次放下手里的营生，借款5万元交给弟弟，使弟弟也成为乔华组织里的一员。

　　曹峰、杜长宏、许翠玲等人逐渐成为乔华“小组”的成员。曹峰说，交了首次“入股”费之后，加入者就能得到直接发展3个下线的机会，组织规定只能是3个，多发展了是不允许的。

　　3个下线又可以发展9个下下线，依此类推，9变成27……而加入者均能从这些新发展的下线中得到抽成，如此下来，发展到一定数量的下线，一年左右就可赚到最多的1040万元。

　　曹峰认为，后期一般积累到27人就出局了，但连续发展的很多下线并不知情，能赚到1040万元只是一个典型的招牌。

　　曹峰说，在兴安时，精神一直被赚钱的影子困扰，离开时才猛然醒悟：“事实上，真相是无数个小组织在运作，打着一致的旗号，各自有自己的上下线，27人是一个界限。”

　　曹峰回忆，乔华的上线是集宁人郭凯（化名），郭凯先期出局，乔华不得不自己发展下线期待出局。而集宁区牛瑞萍的上线则是郭凯父亲。

　　牛瑞萍告诉《北方周末报》，她在集宁区发展了两个下线，一个是朋友，一个是同学的老公，这两个人现在经常找她要钱，而她同样是一个受害者。

　　牛瑞萍说，郭凯父亲的上线是一个姓郝的四子王旗人，这个人回来后买了高档汽车和房子。她估计，在这条线上，乌兰察布籍人至少在2000人以上，其实郭凯的这条线也是从其父那里衍生过来的，这个数字不包括其他线上的乌兰察布人。

　　这次兴安“资本运作”的闹剧，使不少乌兰察布市的参与者家破人亡。为此他们向集宁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了案，请求追查出局人，拿回损失。

　　牛瑞萍介绍，因为涉足传销，集宁区一位在公职单位工作的人因妻子在兴安赔了钱，承受不了还债的压力，不久前跳楼自杀；前旗的赵某变卖家产到兴安淘金欠债近20万元，如今精神失常。

　　牛瑞萍的说法得到了集宁区人贺爱心的证实。贺爱心也是远赴兴安的一员，她说，2009年以后，还有很多的人前往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