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9月16日，甘肃天水。一位老人找到了自己陷入传销骗局的外孙女。但对方不愿回家，躺在地上。家人和警方只得将其抬回。 本报记者王阳摄

　　我国从1998年起已明文禁止传销活动，但在安徽省，目前传销仍然活跃，而且出现新变种，今年已发生多起传销人员暴力抗法的恶性案件。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传销“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传销“毒瘤”如何清除？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传销组织暴力抗法渐多

　　安徽省公安厅统计显示，2009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立传销案件105起，刑拘323人，逮捕137人，移送起诉158人。捣毁传销窝点1906个，教育遣返传销人员21091人次。

　　如此打击之下，传销仍呈愈演愈烈之势。今年以来，安徽对传销的打击已达空前力度。1－7月，公安机关共立传销案件174起，破案12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24人。自今年4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以来，共捣毁窝点617处，教育遣返传销人员9443人次。

　　在与传销斗争的过程中，执法者还经历了过去极少发生的事情：今年2月5日，安徽宿州市开发区金海派出所3名民警与开发区综合执法大队6名队员在开发区陈营村依法清理传销时遭围攻，民警1人轻伤，6人轻微伤，3辆警车被砸。7月28日，十几名传销人员冲进合肥市工商局瑶海区分局龙岗分局，围攻殴打执法人员，致使4人受伤，办公一度中断。8月12日，近百名传销人员陆续从各藏身地点赶至合肥市滨湖新区观湖苑小区，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并打伤10余名保安队员。

　　“上述暴力抗法行为实属罕见，说明传销活动肆无忌惮，如不严加整治，此类事件将难免升级。”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陈明奎说。他还表示，由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抢劫、杀人等案件近来也层出不穷，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

　　警惕“资本运作”式传销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年传销出现了一个“新变种”－－“资本运作”式传销，传统传销中作为幌子存在的产品，对它来说已非必要。比如，它要求每人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没有任何产品的份额后，次月即返还提成19000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以此类推。当下线累积到超过29人时可晋升为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可出局，完成一轮所谓的“资本运作”。

　　这一模式打着“资本孵化”“富人俱乐部”等旗号，声称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载”、可回归、可继承、可转让、可移点、可出局。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程胤说，“资本运作”式传销抓住了人们的“暴富心理”，貌似更科学、薪酬制度更合理，实则更具欺骗性，危害性更大。有陷入其中的参与者，可做到“六亲不认”。记者在传销人员龚某写的一份清单上看到，她详细剖析了母亲的职业、信任度、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连欺骗母亲上套的谎言也编列其中。

　　一些执法者表示，传销活动新变种的涌现，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多重难题。首先是“发现难”。当前普遍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员上门进行洗脑，一般也不扰民。一位办案民警说，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样生活和出入，无疑增加了发现的难度。二是“取证难”困扰打击传销工作的开展。陈明奎说，即使端掉了窝点，抓获了传销人员，但对被“洗脑”后思想完全僵化的传销人员，办案人员无法与之正常交流。而且，传销多以诱骗亲友为主，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愿指证亲人。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定罪难”始终困扰着办案人员。陈明奎说，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对组织者、领导者予以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和实现。

　　剿灭传销尚需大力气

　　针对当前打击传销工作面临的难题，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是受访的基层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人士最急切的呼声。陈明奎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以工商、公安部门为主力，多部门齐动并举，形成打击传销的全国联动机制，将打击传销活动由个别部门行动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让传销组织无法在境内生存和流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学副教授杨辉认为，完善打击传销考核机制，可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应将打击传销列入常态行动，不给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喘息机会。

　　陈明奎等提出，应以传销本罪治罪，不能简单地就案件论案件，避重就轻地以非法拘禁、伤害等入罪。否则，惩治的只是低级别头目，而对整个传销组织架构没有伤及筋骨。因此，应追根溯源，揪出传销头目，唯此才能彻底瓦解传销组织。

　　办案人员还呼吁，基层部门应尽快使房屋出租规范化，加大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让传销活动无处扎根，变查处传销组织的“事后管理”为“事前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