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案人员呼吁，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以工商、公安部门为主力，多部门齐动并举，形成打击传销的全国联动机制，将打击传销活动由个别部门行动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有一种传销，它并不限制人身自由，而是通过上门“洗脑”滚动扩张。其说教内容，名曰“资本运作”。

　　被“洗脑”的人们，有着异乎常人的“胆量”。谁挡他们的财路，便合而攻之，哪怕对方是警察。仅在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今年即已发生多起传销人员暴力抗法的恶性事件。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中国政府明文禁止传销活动12年后的今天，传销俨然“魔高一丈”，向多样化、复杂化、异地化和“高科技化”方向“进化”。有执法者感慨，它发现难、取证难，乃至定罪难，以致“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禁而不绝”。

　　业内专家建议，为彻底清除传销“毒瘤”，务必构建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加大出租房屋监管力度，从源头斩断传销滋生和蔓延的温床。

　　“实属罕见”的暴力抗法

　　传销之烈，有数据为证。

　　安徽省公安厅统计显示，2009年，全省公安机关共立传销案件105起，刑拘323人，逮捕137人，移送起诉158人。捣毁传销窝点1906个，教育遣返传销人员21091人次。

　　如是打击之下，传销仍呈愈演愈烈之势。今年以来，安徽对传销的打击已达空前力度。1～7月，公安机关共立传销案件174起，破案12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24人。自4月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以来，共捣毁窝点617处，教育遣返传销人员9443人次。

　　传销活动不但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密防控，而且引来了网友的不断警示。

　　近日，一则名为“传销恶瘤正在侵蚀合肥”的网帖，公布了合肥市包河区内一些传销窝点，它们分布在省直家园、太宁花园、阳光世纪城等十几个小区的40余套出租房内。帖主惊呼，传销毒瘤“就在我们身边！”

　　合肥论坛网友wslwr反映，自己居住的包河小区里，有一些租住的外地人，整天啥事也不做，就是“神神秘秘，拿着电话走来走去的”。

　　居住在望湖城小区的网友lihuan则更苦恼，“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出去接人，大包小包的。最缺德的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唱歌，我连个觉都睡不好！”

　　传销“禁而不绝”，安徽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陈明奎有其分析：就业形势依然没有根本性变化，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以找工作为名进行传销活动将长期存在。

　　再者，打击传销的“洼地”效应明显，周边省份打击力度增大后，传销人员就会向安徽打击力度较小的市县发展。

　　此外，一些地方社会环境治理不善，使传销活动有了滋生土壤和活动空间。

　　在与传销斗争的过程中，执法者还经历了过去极少发生的事情：

　　今年2月5日，安徽宿州市开发区金海派出所3名民警与综合执法大队6名队员在陈营村依法清理传销时遭围攻，民警1人轻伤，6人轻微伤，3辆警车被砸。

　　7月28日，十几名传销人员冲进合肥市工商局龙岗分局，围攻殴打执法人员，致使4人受伤。

　　8月12日，近百名传销人员齐聚合肥市滨湖新区观湖苑小区，动手打伤了该小区10余名保安队员。

　　“上述暴力抗法行为实属罕见，说明传销活动肆无忌惮，如不严加整治，此类事件将难免升级。”陈明奎说。

　　他还表示，由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抢劫、杀人等案件近来也层出不穷，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据统计，1～7月，安徽因传销引发的刑事案件174起，其中，因传销引发的非法拘禁等暴力案件高发，占案件总数的65%以上。

　　“资本运作”新变种

　　据本刊记者调研，近年传销出现了一个“新变种”——“资本运作”式传销，传统传销中作为幌子存在的产品，对它来说已非必要。

　　比如，它要求每人缴纳69800元，申购21份没有任何产品的份额后，次月即返还提成19000元，然后发展3名下线并提成，每个下线再往下发展，以此类推。当下线累积到超过29人时可晋升为老总，每月支取高额工资，直到赚够1040万元便可出局，完成一轮所谓的“资本运作”。

　　这一模式打着“资本孵化”、“富人俱乐部”等旗号，声称：无业绩压力、资格永不滑落、可“超载”、可回归、可继承、可转让、可移点、可出局。

　　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局局长程胤说，“资本运作”式传销抓住了人们的“暴富心理”，貌似更科学、薪酬制度更合理，实则更具欺骗性，危害性更大。

　　有陷入其中的参与者，可做到“六亲不认”。今年以来，合肥市已接到数起报案，外省的家人无论如何也劝不回在当地从事传销的亲人。

　　一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问民警，“老子都不认儿子了，传销的魔力到底有多大啊？”

　　有的甚至试图将家人发展为下线。本刊记者在传销人员龚某某写的一份清单上看到，她详细剖析了母亲的职业、信任度、性格爱好和家庭情况，连欺骗母亲上套的谎言也编列其中。

　　受访的多名执法者表示，传销活动新变种的涌现，给打击工作带来了多重难题。

　　首先是“发现难”。当前普遍采用的“资本运作”模式，一般不限制人身自由，骨干人员上门进行洗脑，一般也不扰民。一位办案民警说，这些人和正常居民一样生活和出入，无疑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取证难”是困扰打击传销工作开展的另一难题。陈明奎说，即使端掉了窝点，抓获了传销人员，但对被“洗脑”后思想完全僵化的传销人员，办案人员无法与之正常交流。而且，传销多以诱骗亲友为主，案发后大多数人不愿指证亲人。

　　作为一种涉众型经济犯罪，传销取证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基层警力匮乏也影响到工作开展。

　　如合肥市滨湖派出所，警力仅为14人。6月下旬，一个拥有300人的非法传销组织，在该所管辖区域的不同小区租赁了80余套住房。经举报，民警对涉事小区万余套住房摸排调查，繁重的工作量、有限的警力，严重制约了打击工作的顺利进行。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定罪难”始终困扰着办案人员。

　　陈明奎说，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才对组织者、领导者予以立案追诉。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条件很难界定和实现。

　　而对一般的传销参与人员，只能是说服、教育和遣散，不能抓捕和拘留。遣散之后，发财“梦想”又会将这些人重新积聚起来，形成“驱而不散、遣而不走”的恶性循环。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对传销危险性重视不够，认识不足；相关部门对其态度已由厌恶到无可奈何，直至麻木逃避等情况，也是目前打击传销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如何“道高一丈”

因其高危害，传销活动已成“过街老鼠”。与执法部门的打击相应，网络上的反传销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传销的新变种以及打击传销的严峻形势，许多网友也是有目共睹，并纷纷表现出激愤之情，“为什么不能像重庆打黑一样将传销一网打尽呢”、“片警发现这些大批聚集的无业游民要严打”…… 

然而，在这些义愤之辞中，很难找到具体有效的打击措施建议。 

针对当前打击传销工作面临的难题，受访的基层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人士均呼吁，国家有关方面应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以传销本罪治罪，追根溯源瓦解传销组织，同时加大出租房屋监管力度，以标本兼治打击传销，依法铲除传销滋生的土壤。

尽快建立全国性合作执法机制，是他们最急切的呼声。陈明奎建议，由政府主管部门牵头，以工商、公安部门为主力，多部门齐动并举，形成打击传销的全国联动机制，将打击传销活动由个别部门行动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让传销组织无法在境内生存和流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法学副教授杨辉认为，完善打击传销考核机制，可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应将打击传销列入常态行动，不给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喘息机会。

陈明奎等人提出，应以传销本罪治罪，不能简单地就案件论案件，避重就轻地以非法拘禁、伤害等入罪。否则，惩治的只是低级别头目，而对整个传销组织架构没有伤及筋骨。因此，应追根溯源，揪出传销头目，唯此才能彻底瓦解传销组织。

办案人员还呼吁，基层部门应尽快使房屋出租规范化，加强监管力度，特别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让传销活动无处扎根，变查处传销组织的“事后管理”为“事前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