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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杨姐，我以前的一个老朋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联系了，6月15日忽然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好机会，问我愿不愿意来广西一趟，但没有说是什么事情。我出于对杨姐的信任17号就从北京到了两江机场，杨姐携一个称“马哥”的男人到机场接我。我当时还想这个马哥应该是杨姐在广西的相好，杨姐一直没有结婚，我想这下可以恭喜她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了。
可是到了家里，杨姐便和那个马哥一起忙着给我安排考察内容，他们一会一个电话地和外面联系，我就觉得事情很蹊跷。我是中午到的临桂，当天下午就带我去见了一个自称“江老师”的人，他看上去应该是这个行当中的成功人士，曾经有过当老师的经历，所以表达上很流畅。
我是一无所知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的自我介绍不得要领，我只是说这些年做生意很辛苦，前景也非乐观，希望在广西寻找一些机会。可谁知却一语中的，江老师可能就是等我这段表白，于是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广西，具体说是临桂县的发展史。
他说,临桂县曾经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当地人口不到四万，既没有旅游资源也没有什么特产，当地人懒于耕作，只是靠国家救济。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全国贫困县的排名都是靠前的。知道这两年才突然有了改变，一跃成为富裕县，在全国百强县的排名达七十七位，变化之大令人咋舌。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临桂县这么个穷乡僻壤几年之内就有了如此大的发展变化的呢？
据江老师说，是中央的相关政策使这里发展起来的。大家知道中央有个开发西部的规划，但具体是什么就不清楚了。江老师拿深圳举例说，当年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个圈就是深圳，深圳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央政策给当地带来生机的具体体现。怎么执行，执行什么？据江老师说是走私，这一点当时和现在大家都对此讳莫如深，而实际情况是中央当时就是在默许当地的大规模走私，从手表到服装，各种货色都在通过走私的方式从深圳上岸，从罗湖桥登陆，国家执法部门完全不予干涉，甚至是纵容和鼓励，以至内地很多人都跑到深圳淘金。靠走私，深圳的经济得以发展，并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相关行当应运而生。大家现在到深圳再去看看就会发现中央的政策在创造奇迹方面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这事有稽可查，虽不见正史，但所有在深圳发展、发迹、发财的人都深谙内情。中央一句话，使南海边上的这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举国瞩目的新兴城市。就是这个事实足以让人相信如果中央决定发展一个地区，那将是不择手段的。现在还有谁会指责深圳罪恶的发展史？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几年后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深圳。所以罪恶不罪恶，违法不违法完全取决与立法者的态度和主张。
现在临桂县又成为了中央西部开发计划中的一个“圈”这就是现在大家所面临的实际。作为发展的圈，临桂和深圳是有很大区别的，走私显然不具备优势，因为临桂地处内地，周边环境落后，人口相对又少，所以动员内地人员来此发展就成了首选。而且这种类似移民的措施和深圳当年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妙。
发展临桂的政策依据，据江老师说是直接从美国引进的一套理论，这个理论通俗地说就是“消费资本”理论：每个人在临桂投资33500元，并不断地引进新的人员加入，这些新的人员的投资，有一部分就成了引进者消费资本的收入。那么能挣多少钱呢？1200万到1400万，而且是税后，信不信由你，反正“利润分配图”上是这么写着的。被引入的人员向引入人员的这种“回报”是这项计划的核心，也是发财的实际来源。至于说那3350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就要归功于“消费资本”理论了。据江老师说中央的基本倾向是让那些较贫困的人能够尽快富裕起来，这个额度的确定其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关照”：即人人拿得出。同时这个额度也是最高投资限制，意思是拒绝那些富人来此爆炒。
由于有了这个理论，同时又有了具体的操作规范，于是在临桂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集团，他们靠自己的投资在临桂建立了生态圈，促成了临桂的人口增加，带动了临桂县的相关行业的发展。据说（请原谅我总用这个词，因为确实是听来的 ) 在此之前，临桂县曾经为此举做过一些铺垫，比如国家要求当地居民贷款建房，当时因为贫困无人响应，后来干脆责令干部带头，国家提供无息贷款在临桂兴建“行业楼”。我因为急于脱身没有去参观，据说是一种每层都有厨房和厕所的简易楼。这些楼从开始建就意味深长，其实就是为了往临桂移民的策略打前站，现在这些楼的确已经派上用场了。
临桂现有人口超过十五万，街面上熙熙攘攘，店铺里生意兴隆，江老师说这些都是这项计划所带来的直接效应。在这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国家受益，临桂繁荣，个人发财。因此，江老师说：“它所具有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江老师还提到去年的春节晚会上，吴仪曾代表中央向在西部开发计划中发了家的贫困农民表达了问候，这实际上也证明了这个由中央直接操纵的“局”是真实存在的，同样也是有法可依的。
区别于以往的传销，这项计划最大的特点是一次性投入，不需要连续投入，而且上下线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的关系。这就是之所以很多人携家带口来此发展的主要原因。临桂现在的十几万人口中，基本上都是这项计划的执行者和受益者以及还没有受益将要受益者。
江老师语重心长，表情严肃，让我深受感染。
接着我们又拜访了一个自称“刘总”的天津人，她在天津有自己的实体，选择到临桂发展已经半年了，她也向我传达了这项计划执行的合法性问题，她说她也是看中临桂的前景，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利润分配表”上对消费资本投资的回报，同时也相信自己的能力才来的。
这个能力不是那33500元的投入，而是投入后如何运作，如何引入更多的参与者。这一点和安利产品的传销行为很有些类似：就是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些你认为有可能参与进来的人，争取他们的投资，同时使自己获得回报。当然需要能力。在我看还需要勇气，需要耐心，需要技巧，需要关系，需要很多我现在还想不出来的东西，虽然都和能力有关。
那个杨姐开始的时候还不愿意承认她已经加入其中，但实际上我后来已经基本确认了她邀请我的目的就是发展我做她的下线。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带着一头的雾水，满腹的狐疑。
第二天是重点，我能感觉到过去的一天杨姐一直在分析我的心态，她在寻找和我交谈的人上可以看得出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她知道我爱好很广，喜欢和文化有关的话题，喜欢摄影，画画等，所以她找的人都是些和文化有关的人物。先是一个电视台的编辑，一个女孩，我始终也没有能记住她姓什么。她和我谈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告退了。原因是她徒有其表而胸无点墨，她其实并不是那种很擅于交谈的人，却偏要充当这种角色，有时刻意摆出一种姿态，好像很有成就的样子，很让人难受。她后来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她说：她在临桂住着很很舒心，很充实，看她的样子很让人担心。我当时是想尽快了解具体的操作过程，所以不想再听她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教。她住在一间简陋的民宅里，饮食和起居都非常简单，厨房摆着些残汤剩饭，我不明白她何以如此具有成就感，因为她是被当作成功人士向我推荐的呀。当然我想这不能反映这些计划执行者的共同境遇，但至少这个编辑的状态就不太令人放心。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编辑，我动了放弃的念头，于是中午就提出来要离开。杨姐说她已经安排了一个姓马的导演再和我谈一次，完了就放我走。
这样，我又来到了那个江老师家，等候马导演。
应该说，江老师的说法还是触动了我的，那天晚上我还特意到市场上选了一本相关的书《消费资本》，因为，我想既然那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想必总是有它的道理，弄清原委是决策的关键和前提。据杨姐说这样的书在内地是见不到的，中央的政策是有针对性的，不具有普遍意义。
杨姐不善谈，我在她心目中是能说善聊的，所以她过去和我在一起都是听我聊，但现在她在努力向我表达，我看得出那眼神，听得出那口气：“来吧，加入吧，肯定能发财的啊”我知道她殷切的希望，但我此时却另有所想：
江老师一直在强调这是中央开发西部的一项举措，那么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地号召呢？为什么需要通过这种看上去像是不可告人的方式来运作原本是非常光明灿烂的事业呢？那个马导演说是为了防止“一窝蜂”，但在我看一窝蜂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这件事的，需要条件：第一是有闲，要正好手里没有工作赋闲在家，当然只有退休的人具备；其次要有钱，这个钱不是那区区33500元，而是要在临桂安家和消费一年的钱，当然退休金比较合适；第三是有线，这个“线”就是你能调动的关系和你能说服的人，包括你的至爱亲朋。没有线你的投入是没有意义的。缺乏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你都不可能真正加入，更不要说发财了。所以不可能一窝蜂。其次真要是能一窝蜂不正好和中央的“愿景”相一致吗？为什么不呢？为什么要防呢？开发西部是当务之急，较之深圳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那么不择手段地加速发展不正是需要吗？正好有利于发展战略的尽快落实和发展成果的尽快建立吗？再有，每个人投资33500元，既不是用于西部开发的基础建设，也非购销之类正常的商业行为，我们看到的这种小投入大回报，实际上并没有使国家的总体经济被增值，钱的增值只有一个渠道，就是靠挣下线的钱。就是前面说的：被引入的人员向引入人员的这种“回报”是这项计划的核心，也是发财的实际来源。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可能受益的只有少数人，他们处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其他人都只能作为支撑顶端的基石，利从何来？换句话说，顶端人士的成功是以底层人士的无偿付出，痛苦挣扎为代价的，而想成为金字塔的顶端，就要更加疯狂地引进更多的下线。是不是这样呢？
凡此种种，好像没有人能解释。
我实际上只看了一天半时间，第三天就离开了临桂。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见了四个人，加上杨姐和她的两个下线包括马哥，一共听到了七个人的不同风格，不同方式，不同口气的说教（我不愿用洗脑这个词，因为我不认为人能被洗脑 ) 这些说教“归了包堆”就是三句话：
一，合理合法；二投资少回报大而且快；三，方法简单而且规范。
我来不及为这三条合辙押韵，但那些就是所有谈话的核心。这个核心为发展下线服务。
和马导演聊天很高兴，他不愧是艺术家，声情并茂，慷慨激昂。而且还引经据典，他说宋朝的范蠡曾经立木为信，使商人无所顾忌打发其财，到了唐朝又有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真是让人大长见识。他说现在的临桂就是这样一个可居的奇货，就看你是不是有吕不韦的胸怀和勇气。用他的话说还有一点主要是“粉碎我把消费资本投资当成传销的企图”。在得知我要走的消息后，马导演稍显不快，他说到临桂来一般要考察3-5天才给画“利润分配图”，而我的时间太短，才一天半，说我的资格不够。不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江老师还是破例为我画了那张神秘的“利润分配图”。
我在回来的路上设想，我想如果我加入将是一种什么情况？我会选择谁来做我的下线？我将如何去说服别人相信这个连我自己都“整不明白”的劳什子？
不过，我相信这是个真实的事情，同时我也相信有真实的人在这个事情上真实地发了财。据说那个江老师在匆匆忙忙为我画完“利润分配图”以后便升天了，用他们的话说叫“出局”了，不是说他死了，意思是他已经得到了全部的回报，一千多万，而且是税后的，从此移居桂林成为这项政策的指导性人才，功成身退。江老师就是顶端人士，他是所有下线在投资后热切的企盼，我那位杨姐说起他眼中闪烁着无限的钦佩和羡慕。
杨姐的两个下线包括那个马哥都是杨姐的亲戚，但因为杨姐是上线，上线就具有管理职责，于是杨姐的话就是指示，看他们对杨姐言听计从的样子，我想我如果加入，杨姐就多了一个下线，于是我就要接受杨姐的管理，并表示服从（用他们的话叫“对上线引入的感激”）接下来就是在临桂的栖息地要自找，在临桂一年的消费要自筹，在临桂发展三个以上的下线要自理。这三件事情哪件也不会像我现在这么坐而论道一样轻松。
我听他们说在临桂这些日子里他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析人，联系人和说服人。有点像过去的政工干部所做的事情。我很敬佩他们，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连网也不上，拒绝来自各方面的负面反馈，一心一意地琢磨人，说服人，个个练就了好口才，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只要给他机会，就会像上了弦似的向你倾诉。因为没有成功地发展下线就没有收入，所以还必须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地坚守。这就更需要保持一种上佳的心态，好在临桂挨着桂林，风景与桂林相似，只要恪守信念，懂得欣赏风景和热爱闲适生活，那么就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似的“很充实，很舒心”，如果再努力发展三个下线，并帮助他们发展另外的下线，以此类推，就可以在一年时间里顺利完成那些发展下线的任务和指标。像江老师一样，功成身退。江老师那个利润分配表中一年的概念就是这么算的，所谓“几何倍增加累计”。
和那些人聊的时候都提到了电话免费，据说是这也是国家提供的优惠政策之一，这样可以证明，说他们的行为是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让你可以放心，同时做这个比做其他的事情省心，而且这么短时间就能挣到那么多的钱，舒心，有这三心，就可以成全你所有的梦想。
以上就是此次桂林之行的真实情况，我不想对杨姐等人的想法和做法做评价，我衷心希望他们能挣到大钱，如果是骗局，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愿大家能正确判断小心选择。
分手时“此中人语，不足为外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