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民房是车雷村重要经济收入

　　村民“依靠”传销团伙生存

　　车雷村独特的村情滋生传销，房东与传销团伙之间达成默契

　　据了解，滞留在车雷村的传销人员近万人，不仅村里所有的“产业”围绕着传销来进行，村民甚至对传销分子当街打人、拉扯也习以为常，甚至采取了默认的纵容态度。12月17日14：00，记者目睹了来自广东的李传学在车雷村寻找深陷传销黑窝的儿子，被传销分子围殴，在李传学被打的十几分钟内，围观的多位村民竟然没有一人报警。“传销分子之所以嚣张，背后是有当地的房东在撑腰!”在车雷村租住的打工者尤峰(化名)说，房东收了传销分子的房租，自然是“拿人的手短”，对这些传销分子的暴力行为，早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房东与房东之间、房东与传销团伙之间彼此都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不举报你的房客，你也不要举报我的房客;我不举报你们的传销行为，你们也要按时交上房租。

　　杜桥街办一负责人介绍说，在街办行政区域内，传销在车雷村、盈田村、五里铺三个城中村不同程度都有，其中车雷村是最严重的一个村子，车雷村之所以传销猖獗，其独特的村情是传销滋生的土壤。

　　乐天大街已成为渭南的一个交通主干道，在扩建乐天大街时，仅车雷村一个行政村就征地上千亩，加上附近不断地开发，村民已经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土地，但城中村的房子可以加高，出租房屋成了车雷村村民的收入。“今天的车雷村，就像是前几年的盈田村。”该负责人说，几年前，盈田村、五里铺村也是传销的重点村，尽管房东们也知道传销害人，但受利益驱动，他们还是把空闲的房子租给了传销团伙。近几年，随着渭南城区的发展，盈田村、五里铺村已经逐步并入城区版图，因此在这两个村子，入住了大量的来自外地的打工者，租房者的增多，房东已经不担心空房率，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后，他们也不愿意再将房子租给传销团伙，这也迫使传销团伙向城市边缘化的车雷村发展。“当初在修建乐天大街时，车雷村的村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他们除了租房外其它收入有限。”在此情况下村民不管租房的人是谁，谁给房租他就给谁租房。该负责人坦承：“群众的保障机制不到位，我们没有把村子里的经济搞上去，才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他说，像车雷村这样的失地村民，他们很少有其它经济收入。村里每年虽有一定的征地分配款，村民每人每年大约是500~1000元，但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显然是杯水车薪。他说，车雷村在外面做生意、收入较高的村民就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传销团伙。

　　车雷村还曾出台过“土政策”遏制传销在村内的泛滥：凡是将房子租给传销团伙的，收留传销者上课、生活的村民，由村上协调停发当年的征地分配款。后来，该项政策被街办“叫停”，“这虽然是一条乡规民约，但毕竟不符合政策。”该负责人说。

学校推荐工作身陷传销

渭南的传销团伙以未就业大学生和在外打工者为主要目标

　　今年11月初，四川广元籍农民工侯应明花了6000元，在广东一挖掘机培训学校学习了一个月，学会了开挖掘机，还拿到了从业资格证，毕业后，他称被学校推荐到了渭南工作。

　　乘坐火车抵达渭南的当天，他和负责接人的李总取得了联系，侯应明被两名小伙子接到了车雷村，刚到住宿地，就被几名小伙子一阵痛打，身上所有的贵重物品全部被搜走。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落入了传销窝点。

　　随后的几天里，不甘屈服的侯应明被“扁”了好几次，无奈之下，他让家里人寄了2800元，缴纳了“入伙费”，很“配合”地开始学习传销，但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跑，一个月后，取得“主任”信任的侯应明用手机给家人发了一条短信，称自己落入了传销窝点，地点就在渭南车雷村。几天后，哥哥侯应志带着杜桥派出所民警在村里找到了侯应明。

　　无独有偶。12月18日上午7时许，记者在车雷村遇到了刚刚被接来的一名小伙子，他身边放着一个大号的旅行箱，身边还站着另一名男子，两人一同站在出租房的大铁门外，等待里面的人开门。

　　记者径直走上前去，询问携带旅行箱的小伙子到这里干什么，小伙子回答是学校推荐来找工作的。当记者提醒他半只脚已经踩入了传销窝点时，小伙子身边的男子显得很紧张：“你不要听他胡说!”随后走到一边去打电话。记者向小伙子出示了证件，小伙子马上表示愿意跟随记者离开。

　　离开车雷村后，小伙子说他叫钟涛林，来自重庆，在山东蓝天培训中心学习挖掘机驾驶，前段时间经学校推荐工作，来到渭南从事挖掘机驾驶，当天早上刚下汽车，被人接到车雷村。

　　22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山东蓝天培训中心办公室，一名陈姓主任断然否认了学校给钟涛林推荐工作的说法。陈主任说，今年以来，学校已经先后接到了数起投诉，称不少学员被推荐到了传销窝点，其中陕西渭南、河南安阳、福建等三个地方是他们学员被骗去最多的地方。“我们校方平时只推荐在山东境内的工作，其他地区除非是我们考察过的，否则不会推荐，我们怀疑是有人假冒我们学校工作人员的名义，把学员骗走。”

　　渭南市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德明总结出传销受害者的地域与结构成分，“传销人员大体来自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甘肃、宁夏等省区”，王德明说，近段时间，出现学校毕业推荐工作的新的行骗方式。目前在渭南出现的传销团伙，以未就业大学生、在外打工者为主要目标，其骗人规律是先欺骗，再以暴力手段限制人身自由。王德明说，这些被洗脑的受害者文化层次较低，社会阅历极少。一旦被洗脑，他们在头目的蛊惑下，用“开公司”、“交押金”、“突发疾病”等名义向家里索要钱财。甚至和“同事”一起导演“绑架”骗局：用红墨水涂到自己脸上，然后双手高举，绑上床单，拍成照片或视频寄给家人，“同事”则以绑匪身份向其家人索要钱财。

　　公安工商执法遭遇瓶颈

　　如何“定罪”抓人，工商和民警对泛滥的传销“有心无力”

　　12月14日下午7时许，来自河南的黄海涛在渭南市地震局门口被传销分子围殴。环城北路派出所民警赶到后，6名男女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民警的到来，还在对紧抱着路灯杆不肯松手的黄海涛拳打脚踢。

　　12月16日，环城北路派出所民警对涉嫌非法拘禁他人的刘梦娇等9人依法刑拘。“近期打掉非法传销窝点16个，刑拘29人，批捕16人。”环城北路派出所教导员曹建国说。

　　杜桥派出所所长王涛也介绍说，杜桥派出所近期打掉传销团伙4个，刑拘26名传销人员。尽管在打击传销中取得了战果，但提到查处传销的难度，民警还是对此“有心无力”。“只有在传销分子涉嫌抢夺、非法拘禁他人等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的前提下，警方才有权去抓人。”

　　打传办和杜桥工商所工作人员谈到打击传销，也显得颇为为难：“现在的传销方式和过去的传销已有了本质区别，但我们执行的是2005年修改过的《传销条例》。”工商人员说，过去的传销还有商品销售，可现在根本就没有商品，“没有东西可销，如何定为传销?”“另外，根据相关规定，传销的认定必须由省一级工商局认定。”基于这一规定，工商人员表示，有时候他们虽然明知道就是传销分子，却不能直接给他们“定罪”。

　　不仅如此，渭南市打传办的工作人员也经常遭受人身安全的威胁，打传办的7名工作人员不同程度都遭受过传销分子的暴力殴打，被人盯梢、跟踪更是家常便饭。

　　临渭区杜桥街办一负责人说，2009年临渭区区委区政府共采取3次大规模的打传行动，每次打击区政府至少投资15万元。“每次行动，不仅有工商、公安、街办，还有民政部门跟随，将传销分子集中到一起，给他们买了火车票，送到火车站后，他们在车站内转一圈就又跑出来了。”

　　公安临渭分局经侦大队一民警介绍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法中“组织领导传销罪”的司法解释细则，发展下线30人以上、涉案金额5万元以上，才构成“组织传销罪”。“但根据目前查处的传销案件，根本达不到这个立案标准。”他说。

　　与此同时，当地警方也对租房给传销团伙的村民做过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房屋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屋进行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处以200~5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处以5日拘留。”杜桥派出所民警说，去年，他们传唤了两名群众投诉最多的房东，准备处以5日行政拘留。可是他们一个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一个是肝癌患者，都不符合拘留条件，最终只处以罚款500元。　　何时才能铲除传销土壤

　　渭南的传销毒瘤在中央挂上了号，已给渭南造成负面影响传销团伙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封锁信息来源，所有传销人员不许看电视，不许看报纸，不许上网，针对这一特点，杜桥街办曾用高音喇叭、宣传车等不间断地在村内播放有关传销的常识，但收效几乎等于零。“我们曾经挨家挨户地发过《反传销》的通告，但效果不明显，这些人都已经被洗脑，坚信我们的宣传只是故意造出来的声势。”

　　杜桥街办负责人认为，很少有其它经济收入的失地农民给传销分子租房，这是传销组织能够肆意蔓延的土壤，只有经济发展上去了，传销才有可能从渭南消失。“只有城区不断地发展，村子里的经济发展上去了，村民们才不会把房子租给传销团伙。”

　　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到来?该负责人显得忧心忡忡：“渭南的传销已经成为一大毒瘤，给渭南造成了负面影响。”目前渭南的传销不仅在中央挂上了号，而且在外地网友的心目中，也是一个大泥坑，众多网友甚至呼吁：如果朋友建议你去渭南工作，千万不要去，那是传销圈套。“如果真的有一天外地人不敢来渭南旅游、工作、生活，那么总有一天，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结果：渭南，将成为只有渭南人的渭南!”

　　“传销特供”

　　车雷村小卖部多为塑料脸盆、牙刷、毛巾等只能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商品;菜农来到车雷村后，只出售白菜和萝卜，因为其他菜卖不动

　　村情复杂

　　村里的经济搞不上去，修路征地分配款有限，很少有其它经济收入的失地农民受利益驱动，租房给传销团伙，这是传销肆意蔓延的土壤

　　打传尴尬

　　工商认定传销和公安查处打击都有难度，执法人员人身安全遭受威胁。遣返传销人员集中送火车站后又从出站口跑掉。传销给渭南造成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