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回潮，各方担忧。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传销不能斩草除根？道理说来非常简单，那就是我国正处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身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交易规则仍然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身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交易的形成和发展，依靠的是个人的信用，而不是社会的信用。换句话说，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不是因为交易双方信息透明，彼此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而是双方彼此信赖，以人格作为交易的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无店铺销售行为，在我国很快变成了传销行为,变成了“拉人头”。

　　国务院在颁布《禁止传销条例》的同时，还制定了《直销管理条例》，试图对无店铺销售进行规范化管理。但现在看来，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直销模式缺乏深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土壤，直销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变成“小圈子”销售。通过口耳相传，相互介绍，不断发掘人脉资源，逐渐形成类似于传统身份社会条件下的地下组织。

　　随着互联网络时代的到来，传销有了新的载体，一些人借助于现代通讯方式，建立庞大的传销网络，并且通过远程控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规模。尽管我国《禁止传销条例》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传销行为的执法权，甚至规定农村和城市的社区自治组织，“应当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协助有关部门查处传销行为”。但如果整个社会形态不发生根本变化，传销仍然会顽强生存下去。

　　避免无店铺销售演变成为传销，根本出路在于尽快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多元化，以实质上的经济主体人格独立，取代形式上的市场主体人格独立，让整个社会的资源真正掌握在市场主体的手中，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在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人们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就只能借助于传统身份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拓展自己的业务。

　　传销从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经济活动，但其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一些传销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强化了传统身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且借鉴现代西方国家的宗教管理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清规戒律。这说明传销不仅仅具有商品交易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社区服务组织和信用评估组织。所以，各级政府在打击传销行为的过程中，不能只注意其中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了其中的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因素，应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通过完善社区组织，建立更加完善的信用体系，逐步取代地下传销组织。

　　执法机关在取缔传销活动的过程中，应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通过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彻底铲除传销滋生的社会土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专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