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健事件终将落下帷幕,解释传销罪的条文太干涩，我们无法理解其在现实中的运用为何如此之难，不就是三十个下线的多层次拉人头吗，往往三十个人站好队了还是无法立案。天津监管方介入权健以夸大宣传为起点，换上级调查组后马上添加传销罪，看起来都是民意所迫，可事实呢？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一个群体走向来确定的罪，因为他需要三十个人，这是群体，直销定性涉传则比这个更复杂。

我们认为报案就可以立案甚至定罪，这是站在个体角度，不是群体角度，是有片面性的。

就像决定一个学校教学质量好坏，你不能看最坏的学生，也不能看最好的学生，而是看整体升学率。升学率就是传销罪定罪门槛，你需要统计概率是不是过界，而不是个体，不因一个学生成绩来衡量教学水平，但是承担这个水平高低的代表人物却是校长这个个体，也就是传销团伙里的组织领导者。

传销接近于共同犯罪

但由组织领导者承担

我们换个直白的词汇群体犯罪，而非个体罪，有个法律词汇叫做共同犯罪，只是传销这个群体的共同犯罪由个体来承担而已。

在定罪前后，总会有人搅扰视听，有学生说我提高成绩了，有学生说我对学习失望了，到底是真是假以及比例多少，都需要足够的素材和数据来说话。直销和传销其内部的人是既得利益者，只说好的不说坏的，而反对方则集中于说坏的。

那么定性传销的概率就来自于监管方的数据的多少，越多数据来源越能推动定性，所以我也经常鼓励当事人去报案，因为你不报案监管机构不知道有多少；举报后马上就有结果不可能，因为需要大量数据汇集。

难题

直销涉嫌传销的监管难题在于，一直没有这个数据搜集来源，没有数据统计机制，于是我们吐槽通过媒体宣泄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们目前已知的有效渠道。

是谁让举报人走媒体路线的？

没有人，但责任在谁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能苛责监管方是百事通，是万能的，但是我们有权利要求面对这么多传销乱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透明的、公正的信息展示平台，我觉得这是合理诉求。

• 那么多参与者，每一个城市打传办编制就几个人，搞得定多大工作量？

• 连个传销分类都是一塌糊涂，这算不算问题？

• 直销需要计算“升学率”，明摆着诈骗和暴力犯罪的拉人头传销，凭什么还要算？

• 直销企业违规都甩锅经销商，责任到底怎么落实？

• 直销企业社会责任到底在监管层是否计入“升学率”？如何向大众解释？

• 直销规范的条条框框又在哪里，为什么一直是空说不练？

• 直销夸大宣传到底在“升学率”中扣分多少，有没有标准？

• 涉嫌传销这个类“寻衅滋事罪”的弹性，运用上如何收窄边界更加精准？

监管空白有多大，寻租空间十倍之，监管只怕也要分析罗列个十大空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