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多人误食毒蘑菇死亡 救治时发现均涉传销(2)
一个多月怎么人没了
“什么?郑春诚没了?不可能。”当郑展宝把这个消息告诉远在深圳的许先生(化名)时,对方根本不信。
在今年五六月份时,郑春诚曾到深圳一家液晶显示屏的制造厂打工,许先生是他的师傅,后来逐渐成为好友。
不爱说话但是很懂事,许先生说郑春诚人挺不错,两个人交往挺愉快。
今年7月10日,郑春诚突然向厂里辞职,“这种辞快工,工资会扣很多的。但是他也没说发生了什么事儿,也没说要去哪里。简单收拾了一个小包,郑春诚离开了深圳。”
最后发生在郑春诚身上的故事,是在8月21日,包括其在内的七人在泰山采摘了很多野生蘑菇。晚上回到暂住地后,下锅一炒加了些水,做了个蘑菇汤七人都喝了些,结果酿成了食物中毒。昨天,新华网发文,称“罪魁”为山东首次发现的淡玫红鹅膏菌,致死率极高。
在救治过程中,种种异象出现。谎称高校学生、不愿联系家属、神秘的笔记,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了“老鼠会”传销组织。
记者调查发现,已经身亡的三人,外加正在救治的蒋红林、郑欢明、李慧林、李泽民均来自农村家庭,成长中的家境贫困是共性。
草根家庭的自卑和奋斗
郑春诚在五个孩子中排行老三,郑展宝对记者说,“家里只有几亩田,你说当年生活能好吗?”
初中毕业后,郑春诚就开始在外闯荡。与其经历相似的,还有两家相距不远的蒋红林。这位性格倔强、动不动跺着脚跟人说话的男青年,初中毕业后曾学过半年的魔术,但一次魔术都没给家人表演过。在他十七八岁时,跟随姐姐在外地毛纺厂打工,后又跟随父亲在吉林务工。
家境更为窘困的是郑春诚堂哥郑欢明,目前仍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救治。郑欢明的大哥对记者说,“四口人只有两亩田,从小到大,因为穷很自卑,我们都不跟村里的孩子玩,每次放学后都是自己去后山玩。”
在初中之前,他们兄弟俩从来没有去过祁阳县城,从距离上来说,走路也仅需要一小时左右。
郑欢明的大哥15岁就辍学,后来郑欢明考上了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家里为凑学费只得开始变卖家产。“开学他就要读大四了,但不知为什么弟弟提出了休学。也没办法,现在家里的电视机都已经卖了。今年8月,他用福建手机号打来电话说今年不回家,继续在外面打工挣钱。”
同样是大学生的朱丹丹,长沙南方职业学院物流专业毕业,上学时为了凑一年八千多元的学费,朱丹丹常年暑期打工。即使在学习的空余时间,她也在长沙的酒店干收银员,或在超市做促销,大学的生活似乎带给她的直观感受就是:苦累。
不安不满的现状
由于缺少高层次技术,记者发现这七人打工时基本上都只能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角色。
这种简单化的重复性劳动,换回的报酬非常有限。郑春诚的工友许先生说,在液晶显示屏制造工厂,每个月收入也就2000元左右,“这个工资,在深圳基本上是剩不下的。”
李泽民的母亲李女士告诉记者,李泽民在南昌理工学院学的是机电类专业,今年7月份毕业,此前曾经在太原一家工厂实习过。“当时,工厂给的试用期工资是每个月1800元,并且许诺孩子拿到毕业证后,可以给更好的工资。”
但李泽民没有答应留下,对母亲说:“这么点钱,以后怎么养活一个家。”
李女士说自己家境还算不错,家里有房有车。她判断去年儿子暑期的广东打工之行,给孩子的择业观造成了巨大影响。“进工厂,儿子嫌赚不到钱。和同学开网吧,儿子又觉得没面子。”
可以看出,李泽民对择业的不安,在情绪上逐渐转化为对现实的不满。今年春节之后,李泽民对母亲说,“我今年不找工作了,想出去会(玩)一年,找点好工作。”
郑春诚对常年打工的角色也不满意,其工友说:“我们私下里有时发牢骚,都觉得付出很多,得到的却很少。”
民间反传销第一人李旭告诉本报记者,当这些出身草根的农村青年,融入城市社会时,炫目的城市财富积累与个人的价值实现,会在郑春诚、朱丹丹等人身上体现出巨大的不对称性。自己就业的无奈选择,贫富差距的巨大悬殊,会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滋生暴富心理。传销,就会借着这个旗号,乘虚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