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一号传销案：7千参与者每天朗诵国学经典(2)

接下来，传销者伪造了政府文件，纯资本运作被说成西方国家成功应用了一百多年并被国内试运行多年的经济“起搏器”，能快速拉动区域经济繁荣。还有传销组织者利用虚假公司资料办理了通信行业的手机集团号业务，集团内通话免费，这被说成“国家特许”。

和北派传销的限制人身自由不一样的是。南派传销注重文化教育，组织者对参与者封闭培训，宣誓，号召为国家服务，每天早上会开早课，参与者还被要求齐诵《弟子规》等国学经典。

最终，一段拍摄于当地民政局前门，内容是纯资本运作向汶川地震捐款50万元”的视频，让张红去除了担忧。“这要是传销，那捐款的钱就是赃款，民政怎么会接受赃款？”

2009年9月，在南宁市街头。张红一面端详着，满大街挂着的“打击传销”条幅，一面看着，马路上三五成群的搞“纯资本运作”的人群，她决定加入这个组织。“在大沙田晃悠着的人多半是搞这种项目的，要真是传销，政府难道不管？”

一周后，张红和丈夫将69800元打进了别人的账户。打钱时张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南宁市区却是另一番景象。

2009年7月，南宁开展了一次打击传销的“猎狼”专项行动，2000多名公安、工商、司法部门联合执法人员分别在南宁市良庆区大沙田、高新区等地联合行动，执法者采取入户清查、临时断水断电等措施，当日仅在大沙田就抓获涉嫌传销分子681人，在全市抓获的1679名涉嫌传销人员最后被遣送。但两个月后传销者再次汇集到南宁。

聊起传销客的返潮，南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大队长谢育铭有点无奈，“那会儿很多参与者还不构成犯罪，只能教育。”

“纯资本运作”

按照常景等“大老总”设立的游戏规则，被拉来的下线须申购某个“国家项目”，可申购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购21份需69800元，可直接获得较高职位，尽快获得大额分成。

加入传销组织后，张红成了丈夫的下线，丈夫成了常景家人的下线。此时，常景已经换掉别克君越，他买了两辆宝马和一辆路虎。在见识了常景财富增长的同时，张红也逐渐理解了纯资本运作的意义。

按照常景等“大老总”设立的游戏规则，被拉来的下线须申购某个“国家项目”，可申购1至21份，首份3800元，之后3300元/份，申购21份需69800元，可直接获得较高职位，尽快获得大额分成。

申购份额后，像张红这样的新人须再去找3名下线申购项目，下线的下线再去发展3人，以此类推。

“1·18案”三巨头之一的赵晨江说，这是用数学模型算出来的，利用的是3的N次方几何倍增原理，发展下线速度惊人。张红交的69800元被说成用于建设“国家项目”，实质上，这笔钱首先进入常景这样的“老总”账户，老总返给她19000元，剩余的50800元则被层层瓜分。

在这个网络里，传销者根据申购份额及发展下线多寡，充当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老总等角色，按照“五级三晋制”游戏规则，不同级别的人可分到不同的钱。

2010年初，张红成功拉到一个下线，是好友。在随后的日子里张与丈夫感到被一种不可控的力量牵扯。“没有亲情，没有友情，只想怎么让更多的人进来。”

张红丈夫“上总”是2012年初的事情。那一天，传销组织者先恭喜了这对夫妻，随后建议“先买车，买房别人看不见。”于是张红夫妇借钱买了宝马车，不过张红至今没有坐过。她说，车被丈夫开回石河子，目的是炫耀，拉更多下线。

截至2012年4月被抓，不到两年时间里，张红和老公发展了数十名下线。而常景伞下，则是一个约2000人的庞大网络。

在张红的传销网络里，绝大多数都是清贫的市民，发展的传销下线也都是自己的家人。

比如，一名上过大学的女子先是骗来了正上大学的弟弟，之后是自己的姐姐姐夫，到最后，是他们的父亲，一个卖豆芽供应三个子女上大学的老人。一些公务员也被骗来，加入后通过他们的身份和关系拉来更多下线。“我们说传销犯罪中没有受害者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么一条链骗下去。”专管打击传销的一位老民警说，而且很难说服，即便是被判刑的人出来后仍相信他们从事的活动是好东西。

今年4月，一位刚刑满释放的前传销者向记者如此阐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坐牢了，这件事在法律层面肯定是错了，但他觉得纯资本运作要是国家出面去做，正规管理，是能做下去的。

熊伟就在旁边听着，这个一直参与办案的警官眉头拧到一起，“可怕之处正在于此，很多传销者被洗脑后观念根深蒂固。”

“从立法精神上说，国家为什么要打击传销？是因为他们整个活动中不产生任何社会价值，违背了价值规律，不符合劳动创造财富的这样一个人类的最基本的共识。”熊伟说，可传销者并不这么认为。

这种解释在现实里显得极度苍白。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南宁市宾阳县公安局又侦破一起涉案数百人的特大传销案，涉案金额近亿元，在这个案子里，警方发现，有一家三口竟然在开展传销“业绩”竞赛，每周还会开一次家庭业务碰头会交流心得。

腹背受敌的广西警察

“上面经常强调，各部门要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齐抓都不管，群防都治不了。”

姚登明所在的广西公安厅经侦总队传销犯罪侦查支队是全国唯一的打传专业队伍，2012年组建后，2013年的案件侦破率却并无明显增长，“每年都在打，但给我的感觉是，传销者仍源源不断。”

5月13日，公安部经侦局涉众型经济犯罪侦查处处长刘路军透露，2009年至今，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连续部署全国或区域专项打传行动，截至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破传销犯罪案件超过2万起。

刘路军说，目前，传销形势严峻，发案总体上升，随着公安机关、工商部门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发案数屡创新高。近年还多次发生传销组织者煽动参与人员暴力抗法，或聚众“鸣冤叫屈”的情况，引发较多扰乱社会秩序事件。

对传销年年打却屡禁不止的原因，刘路军称，原因复杂，涉及很多方面。

姚登明则更愿意从他每天经手的传销案中分析原因。

“上面经常强调，各部门要群防群治，齐抓共管。但到了下面，就成了齐抓都不管，群防都治不了。”姚登明称，打传由多部门共管，但事实上各部门沟通协调存在障碍。按规定，传销活动中，构成犯罪前归工商部门管，构成犯罪后才由公安部门打击，“两个部门的无缝衔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时候形成这样的态势：没犯罪前没人管，客观上造成了把传销组织养肥了才打，而不是在未造成更大危害时就打掉他们。”

姚登明透露，一些掣肘事件也让打传者心寒，一次警方抓了一个组织、领导传销的嫌疑人，按犯罪情节至少应判3年，这个人四处托人活动，最后竟被放了出来，“有时感觉腹背受敌。”

法律层面存在的问题也经常困扰这些实操者。

姚登明说，传销的变种不断出现后，他越来越觉得现在对于传销这块的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往往是出现了某种新传销形式，立法系统经过一系列调查，调查了两三年，法条出来之后，已不适宜现在的形势。”

立法速度与传销者改头换面速度形成对比。姚登明说，这些年，因为传销形式不断变异，每一次针对传销案件的开庭，一些传销者都会旁听，“他们会去了解究竟是为什么被法院认定犯罪，想去规避。”

人手不足是困扰打传的又一难题。姚登明称，以广西为例，打传以前属经侦管，但传销罪只是经侦负责的89种罪名其中之一，有限的警力还须负责其他经济案件。

打传支队成立后，队员可专门去办打击传销的事，“但我们人手太少了，支队总共五个人。”姚登明称，打传需要专业知识，需花时间去研究，否则无法办案。为此，他们多次要人，去年来了两个，培养了很久，本想今年就能够上手用了，不料一人调任其他部门，另一人干脆放弃公务员去了国企，“都知道在广西打传是个苦差事，没人愿意来。”

“过年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传销人员都回家了，一下子没了举报，但等过完年，举报投诉一下子又铺天盖地。”姚登明称，他每天都要接到3个左右的举报电话，疲累不堪。

在姚登明看来，在当前形势下，除了让更多人知道传销给参与者带来的恶劣后果外，也应让犯罪成本增高，“为什么台湾、澳门没人传销？台湾把介绍传销入罪，我叫你来搞传销，这就要追究责任，还有谁敢做？台湾将传销罪叫做吸金诈欺罪，这个罪名里，谁只要从不特定人群中骗到一分钱，都叫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