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销头目发展丈夫当她下线
我市首例组织领导传销案昨日审理，看过本报提前报道的受害者纷纷前往旁听
夫妻传销档受审时称传销亏了 通讯员 宋海燕 摄
“投3800元可赚380万元”的我市首例组织领导传销案（详见本报19日报道），昨天在南岸区法院开庭审理。由于事先看了本报报道，不少受骗者到法院旁听，然后到公安机关报案。
昨天受审的6人中，张开国和唐琼玲是夫妻档。而据记者了解，第一被告邓汝贵发展了自己的妻子为下线，第三被告胡延凯则发展了亲弟弟为下线。
庭审中，张开国称，他的上家是妻子唐琼玲。他没有发展过下线，但为了妻子能够做到高级业务员，自己花钱购买了很多份额，才达到了业务经理的级别。但他又称，他是以妻子的名义在做，下线上交的钱也是从他妻子卡上过的，所以外人都把他们夫妻当做一个人。
而唐琼玲则辩称，张开国不是她的下线。当法官问她为何说法与张开国矛盾时，她又改口说她丈夫是她下线。
对于检方指控的获利250万元，邓汝贵称他只有100多万元，而且很多都退给受害者了。张开国和唐琼玲则称，他们不但没获利，还做亏了。因为她的级别是通过自己购买的份额做起来的，自己仅能提到其中一部分，肯定要亏。
公诉人丁晓威宣读证据，称这些传销头目都是有房有车的。胡延凯立即说自己第一辆车是做传销前就买的，张开国也称他的房子是传销前按揭买的，车也是2008年按揭的。而且他本来就是做生意的，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元欠债，如果他获利的话，这些钱早就还了。
胡延凯的辩护人、重庆正智律师事务所律师唐永彬称，该规则有出局制，而且每人发展的下线不一样，而又没有财务报表，所以对非法获利扯不太清楚。他们认为把提成的250万元算在每一个被告人头上，是不恰当的。
法庭没有当庭判决。
本栏稿件由记者 罗彬 实习生 熊俊 采写
受害人自发前往旁听 休庭后即到警方报案
本报19日的报道引发强烈反响，许多受害人见报后，自发前往法庭旁听此案审理。
昨日庭审中，当胡延凯等人辩解说他们没有获利多少，而唐琼玲甚至还说亏损时，旁听席上顿时唏嘘不已，“这个时候了还在骗人。”
休庭后，不少旁听群众围住审判长，说他们也是“资本运作”的受害者，但不是本案的，而是邓汝贵妻子那条线的。受害人刘女士称，她是邓汝贵妻子的下线发展的，看了本报的报道后才知道上当了。
刘女士称，她和丈夫本来是做红酒生意的，当时上家说贵州省都匀市的夜场生意好，喊她去考察。哪知去了后，上家说做红酒的老板不在，让她去做“资本运作”项目，最后她买了两单69800元的“份儿”。
刘女士还称，他们这条线在重庆的有几十人，在四川省自贡市的还有80多人，而且很多是公务员。昨天听完庭审后，她和10多个受害人一起到警方报了案。
我市一名公务员亲历广西桂林传销
电视台台长给他洗脑
昨天庭审中，邓汝贵等人辩称加入他们的组织设有门槛——公务员不能加入，现役军人不能加入。不过，就在本报报道见报后，在我市某单位从事宣传的李先生打进本报热线，讲述了他的经历。
李先生称，2008年初，一位政法系统的朋友邀请他到桂林考察一个投资项目，而且机票都给他买好了。到桂林后，每天有人轮番给他“沟通交流”，动员他加入“资本运作”项目，每股3300元，只要交五六万元就可当业务组长。那些人还给他说这是“养老金模式”，是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的扶贫项目。他虽然是学经济的，当时也有点搞懵了。
李先生还称，那些人知道他是宣传干部，所以还安排了四川某地级市的电视台台长做他的工作。平时吃饭的时候很多人，朋友给他介绍，说这个是某局科长，那个是某机关处长。后来他想抽身，就说“回去研究一下”。那些人让他回家发展下线，但先不能跟其他人说“资本运作”到底是什么回事，“带到桂林来感受一下气氛再说。”
回到重庆后，李先生上网一查，才知道“资本运作”是传销，长出了一口气。
反传销专家：
10万重庆人从事传销
中国反传销网负责人叶飘零是我国民间反传销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至今已解救传销人员有六七千人。据他了解，目前全国至少有500万人从事传销，其中大学生占100万人，而重庆在从事传销的人员至少10万人。
叶飘零称，目前我国有两大传销组织，分别在长江南北。长江以南主要以“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为主，长江以北主要以“三商法，五三制”、“假天狮”等为主。“资本运作”是目前我国传销的升级版，不集中授课，操作显得非常人性化，正因如此，更有隐蔽性。
目前传销3大类型
一、打着“网络营销”、“人际网络”、“连锁销售”、“资本运作”、“网络销售”等幌子，谎称“国家搞试点”、“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博览会和泛北部湾建设”、“振兴东北”等，以介绍工作、商务考察等名义欺骗他人到传销窝点。
二、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直销”、“加盟店铺”、“网络电话”、“网赚”等旗号发展会员敛财的网上传销。
三、假借直销名义，以合法公司为掩护，以销售商品为幌子，以高额返利、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展加盟商、业务员、优惠顾客等形式发展下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