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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情——桂林“八里街”的传销故事

中国反传销网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中国反传销网 2012年05月12日 总浏览数: 我要评论(0)

     
     
      连续接到的两个任务,性质有些类似。还是从广西传销大本营出来的。同样是姐姐为了挽救自己的弟弟。而且他们年龄都和我相仿,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武汉这边实在是安排不过来了,只有我从合肥直接赶往温州。他们两同样是在广西呆了没多长时间,就加入了。一个贵港,一个桂林八里街。
      武汉到合肥的这段路程不是很艰难,只是从我们的住地到汉口火车站麻烦。有时就是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感觉没什么,就是有些短途,一两小时的感觉非常的疲惫。这就是为什么,我家离武汉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而我不怎么愿意回家。每次去合肥的方向,会路过我们那里。我还在南宁回武汉的车上,就已经确定了去合肥的行程。对于那些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我很喜欢接触。正常沟通起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事先商量好,是方小姐到车站接的我。由于他们对待这个没有什么经验,我去之前他们并没有和她弟弟做铺垫工作。而且她弟弟也守口如瓶,没有在他们面前透漏做行业的纸言片语,只是一味的说在那边开店做生意。最后决定我以方小姐老公朋友的身份与她弟弟见面,就说是以前也在广西那边呆过一段时间。饭桌上我们只是很浅的聊聊,大概和他们聊聊以前在广西做连锁销售的情况,就说些不是什么正当行业之类的。那小子还是否认,说在做生意,后来我们几乎就点破他了。他自己说了,是在那边做这个。这样就好说了。除了饭店门后,他姐夫说了句:“这孩子,还是一点没醒悟的样子。”我回答道一会在旅店再深入的分析一下,不能太急。本来在饭桌上,我们就聊得太浅。在附近的一个旅店,他姐先行回家了,我们三个聊开了,工作进行的很好,中间他姐夫直接说了我们以前不认识,是因为他小舅子陷入传销,我们才认识,从武汉请过来的。他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一样,和我探讨了很多问题。到了夜里十一点左右,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让他再想想,第二天上午再找我。再次见面时,他姐,姐夫就说那孩子一夜没有睡好觉了,担心他女朋友一家。他自己也说当我一提到反对的观点时,他就担心他女朋友一家了,陷入太深。后来我留了手机号码,告诉他怎么帮助他女朋友一家合适,最后在他们的道谢声中,我去了合肥车站。
      车站附近的发廊,足浴,桑拿,按摩等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做传销的人,怎么不想想,执法部门对这个的态度不和对待他们的态度差不多吗?现在正是全国扫黄打非的严峻时刻,但是那些“卖的”还是肆无忌惮的招摇过市。好多问题都是社会问题,根基太深。下面是摘自环球人物杂志的一段访谈:

      环球人物杂志:从今年4月开始,我国展开了一场扫黄行动,您如何看待这场行动?目前我国的“小姐”群体有多大规模?
      李银河:我没直接做过对卖淫群体的调查,但从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朋友那得到了一些说法,差异很大,有的说有几十万,有的说有300万,这些人以农村妇女居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卖淫问题,一直是个贫困问题。
      王大伟:国家对此进行坚决的打击,对卖淫嫖娼行为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净化,提高了公众的安全感。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在我国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有表现。但在解放以后,因为我们采取了坚决有效的禁绝措施,一度从根本上杜绝了这一现象,创造了奇迹。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在解放初期能取缔,而现在不能?
      李银河:我认为,那个时期的情况是很特殊的,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是“反常”的,现在的情况才是常态。那时候可以没有妓女,深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所有人都是低工资高就业,没有人在温饱之余还有闲钱去嫖妓;另一方面,那个时期,政治上的控制非常严,对道德纯洁性的要求也是绝无仅有的。无论是对照古代还是民国时期,现在的这种状况都算是回归“正轨”。
      王大伟:解放初期有特殊的社会原因。当时,政府采取了关闭妓院、教育挽救、治病救人、识字引导等正确的方法,因此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环球人物杂志:“打击”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手段?
      王大伟:打击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常说“黄赌毒”,有时这些是同时存在的。有些人进行卖淫活动,就是为了对毒品进行消费;有时候“黄”也是和黑恶势力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加大打击力度,可以遏制他们的嚣张气焰。犯罪学中有一个词叫“犯罪转移”,主要意思是“犯罪是流动的”。比方说,最近“风声紧”,有些“小姐”就通过手机短信招揽“生意”,这就是犯罪学上所说的“犯罪转移”。所以,在打击的同时,也要注意配合多种手段,打防结合,综合治理。
      环球人物杂志:像今年这样的打击力度,预计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李银河:以近30年的经验来看,好像没什么用,“黄”是扫不光的。其实,我国每年7、8月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今年的力度大了一些。
      王大伟: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有一种新的打击态势。只要这种态势能坚持下去,定期进行打击,同时综合治理,就会收到比以前更好的效果。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对各地政府“扫黄”的前景持悲观态度。卖淫嫖娼确实有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所以我们一是打,二是防,三是综合治理。如果把这个局面控制住,再进行综合治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好转。
      环球人物杂志:“黄”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里?这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吗?
      李银河:我觉得,卖淫现象有两种作用:一是它确实解决了一部分人的问题。我看过的一个数据显示,我国2006年的强奸案,有57%是农民工造成的。这一行业使他们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从这个角度看,色情行业多少也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二是会让一些女性滋生好吃懒做的想法,走上这条道路就不太好。
      王大伟:卖淫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有很多负面影响。一个官员“下水”,无非就是“酒、色、财、气、烟”——“酒”是喝酒,“色”是嫖娼,“财”是赌博和收受贿赂,“气”是生气、斗气,“烟”就是毒品。这些对社会风气都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色”,人们是深恶痛绝的。一个干部如果深陷其中,就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另外,它还会传播疾病,比如艾滋病。因此可以说,“黄”会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上,对人们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扫黄行动不算少,但每次扫完之后,它都会再次抬头。
      李银河:因为这其中有利益链,有需求,因此不可能根除。

      传销这个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在温州的这个,情况刚开始很不明朗。一,求助者性子太急了,而且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些不理解。二,陷入传销那孩子性格太倔强,家人降不住他。刚到的那天晚上聊了下,他不怎么愿意听要走,在他姐姐强烈要求下,聊了一会儿。第二天是星期一,他们工作都很忙,六点钟我们就再次找那孩子聊了下。他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而他姐姐不依不挠的,搞得他烦不胜烦,我拦都拦不住。后来我不断的告诉她,必须给他一定的时间思考。她还是那样,让人无奈。
      后来我回武汉后,她该告诉我,后来他们又找她弟弟聊了一次,他承认一切了,想要办法把损失的钱要回来等。至于要钱的事,我们也是爱莫能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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