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人以上标准导致以“传销罪”究责难(2)

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后，曾有业内人士乐观预计，这为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施行3年来，虽然相关部门持续保持对传销活动的打击力度，但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予以究责的案例却很鲜见。

张克明说，虽然他没掌握相关统计数据，但2011年在南昌县以该罪名究责的案件不足5起。

多名受访民警表示，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涉嫌传销的案件，多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抢劫罪、强迫交易罪等追究刑责。

反侦查意识强致打击传销取证难

“传销案件取证难，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张克明这一观点，得到了多名受访民警的认同。

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甘棠派出所所长刘志宏告诉记者，现在的传销组织成员都比较年轻，文化层次较高，不仅采取系统式精神洗脑，还经常威胁、恐吓下线成员，“如果被人抓了，千万不能说是我发展的，否则你们家人都会有危险”。这导致传销窝点被查出后，传销人员不愿也不敢配合办案人员。

在办案过程中，民警还发现传销头目的反侦查手段越来越强。

张克明介绍，许多传销组织为逃避打击，实行A级→B级→C级→D级→E级“金字塔”式管理，下级对上级直接负责，单线联系，不准内部横向交叉发展下线。住宿方面，每个“家”（传销窝点）安排一名C级“家长”负责管理，传销头目与这些“家”分离。

张克明说，按照法律规定，要追究传销头目的刑责，其必须有下线，头目和自己的下线分离，便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易胜华律师认为，部分传销行为建立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上，上、下线往往具有亲密关系。他们在交付财物的时候，高度信任对方，很少要求对方提供收款凭证。而且，在传销中单笔业务往往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导致抓获嫌疑人后，获取证言和书证比较困难。

“涉案30人以上”如何界定

许多受访民警还提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标准中“涉案人数30人以上”该如何认定，也直接影响到传销案件的侦办。

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根据该司法解释，要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必须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在传销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

办案民警认为，在这三个条件中，前两个相对容易把握，结合嫌疑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在传销组织中的职务、所处层级以及是否实施了组织、策划等问题，认定起来比较清晰；但第三个条件——“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应该如何认定？

张克明表示，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只要该传销组织的涉案人数达到30人以上，在具备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就可以对组织领导者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认定；

另一种意见是对人数严格把握，认为只有与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即犯罪嫌疑人直接或间接的下线，或者能够指控犯罪嫌疑人对其实施了组织、领导行为）的传销人员到“30人以上”，才可以认定符合这一条件。

“这个标准如何来界定，公安和检察机关之间都经常有不同的理解，需要法律或司法解释进一步加以明确，”受访民警说。

“屡教不改”如何处罚存空白

此外，传销活动屡禁不止的原因，在诸多民警看来，还包括对“屡教不改”的传销人员缺乏法律明确约束有关。

4月15日，九江市公安局浔阳分局庐南派出所民警在该市甘棠公园纪念碑处，解救了一名被一伙传销人员控制的受害者，随后在辖区一出租屋内查获9名传销人员。警方在核实传销人员身份，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后予以遣散。

庐南派出所教导员熊明宇表示，对于构不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传销人员该如何处理，没有法律条文，只能教育和遣散。

张克明曾对自己某一段时间查处的913名传销人员做过调查，被查处3次及以上的有28人，被查处2次的有96人。张克明说：“作为基层公安民警，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的形式，对如何处罚那些多次参加传销行为的人员予以明确。”